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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说这次的大选是对政府抗疫成效的一场公投，倒不如说这场疫情，是测试新加坡社会契约和群体韧性的一场大考。

约五年一次的大选尘埃落定，但百年不遇的疫情却丝毫没有远去。

各个政党在这次危机中举行的大选提出不少政见，离不开帮助国人克服难关、减缓生活压力、为未来积累能量。这些纲领无论是强调创造工作、照顾弱势群体，还是发挥关爱精神，各党都在类似的框架下个别表述。毋庸置疑的是，选举喧嚣呼啸而过之后，如何在疫情后的新加坡自处、把握好支持者所赋予的信赖，是每一个想要长期耕耘政党都要放在心上的，是他们不能松懈的担子。

不只是政党，新加坡能从这次疫情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，也应该是每一个人必须能说上一二的，这才不枉走过这一遭。即使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条光谱，在新形式下也必须有聚焦的地方，从这里更新社会契约和凝聚力，寻求一套共识和论述。

撇除团结一致共克难关这样的大道理，从个人层面，我们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了什么？有哪些是我们在新的秩序中，必须认清的现实以及付诸于实践？

纯粹谈卫生的话，注意个人卫生、尤其是手部卫生，应该要从医院和诊所墙壁上的海报走入千家万户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毕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“病从口入”，但医生都知道，把手洗干净是对抗任何传染病最有效的单一措施。因为冠状病毒这类病毒，主要是通过接触式传染进入人体——病患摸了口鼻再摸其它物体表面如电梯按钮，之后其他人摸了这些表面再摸脸。

我们的餐饮习惯也要改变，公匙公筷应该像辣椒蘸酱碟那样，成为聚餐时的标准餐具；用餐聚会时也不应该口沫横飞。

柏杨先生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中曾说过：“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，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，只要声音大、嗓门高，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……”

距离柏杨先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但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没有太多改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才能从高谈阔论变得轻声细语、彬彬有礼？

在求职方面，不论是等着政府来创造工作或培训机会，或是像反对党提出用失业保险做软着陆，从潜意识上似乎都有一种坐等外援的被动。疫情期间找工作一点也不容易，据一名公务员说，虽然上面希望她能收一些实习生，但这段期间大家都在家办公，在没有碰面的情况下很难培训新人，只好作罢。

没有工作的人当然急需一份工作，但有工作的人，也要思考如何延长自己的“保质期”。也就是说，终身学习这件事，应该成为提倡个人卫生之外的另一场全国运动。

在这次的大选中，人口问题像是蛰伏在角落里的恶魔一样爬了出来，一度又想开启潘朵拉的盒子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即使国民融合的工作做得再好，还是无法改变一些人的排外情绪，尤其是当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时候。

从更深一层说，这更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于国家是否要继续吸引投资、跟外国人竞争的大趋势下求存，还是有些无所适从。这就回到我们要如何让终身提升，成为员工基因一部分的急迫性。

这些看似零碎，不是总能上得了台面的社会和个人问题，在大选期间似乎没有激起惊涛骇浪，只是引发一些短暂的涟漪，这点值得我们深思。是因为抗疫工作做得太成功，以至于一般民众过了病毒阻断期之后，只想快点走出阴霾，恢复正常生活；还是其实真正的冲击还未到来，因此还不愿想那么远？

所以，与其说这次的大选是对政府抗疫成效的一场公投，倒不如说这场疫情，是测试新加坡社会契约和群体韧性的一场大考。公投过后日子还要继续，但希望这场大考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，把危机变成时记于心的危机感。

（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[email protected]）